一、文人審美情趣對家具的影響作用
明代眾多的文學家、戲曲家、詩人、畫家、收藏家、鑒賞家等等文化人,著有大量有關家具的論著,如:曹明仲著有《格古要論》,文震亨著有《長物志》,高濂著有《遵生八箋》,屠隆著有《考盤余事》和《游具雅編》,谷應泰著有《博物要覽》,王昕、王思義著有《三才圖繪》,戈汕著有《蝶幾圖》等等。以上這些有關家具的論著,不是著眼于研究家具的尺寸和形制,它們與《魯班經》的立足點迥然不同,而是著眼于探討家具的風格與審美,強調“雅”,宣揚和提倡家具的“古雅風”。具體講,就是“古樸”和“精麗”兩個主要標準。
“古樸”就是崇尚遠古先人的質樸之風,追求大自然本身的樸素無華美。如《長物志》論及方桌時說:“須取極方大古樸,列坐可十數人,以供展玩書畫。”在論及榻時又說:“古人制幾榻,雖長短廣狹不齊,置之齋室,必古雅可愛。……今人制作,徒取雕繪文飾,以悅俗眼,而古制蕩然,令人慨嘆實深。”
在家具用材方面,提倡木材紋理的自然美者也屢見不鮮。如《格古要論》說:“紫檀,性堅,有蟹爪紋”,“花梨木……亦有花紋,成山水人物鳥獸者”!恫┪镆[》中說:“香楠木……木紋有金絲。”也可以說,明式家具的簡練質樸風格是浸潤著明代文人的審美情趣的。
“精麗”就是家具做工的精良和體態的秀麗,這一點在明代文人論著中也處處可見!堕L物志》說:“屏風之制最古,以大理石鑲下座,精細者為貴。”“床,以宋元斷紋小漆床為第一,次則內府所制獨眠床,又次則小木出高手匠作者亦可用……還有以柏木琢細如竹者,甚精,宜閨閣及小齋中。”“宮中有繡墩,形如小鼓,四角垂流蘇者,亦精雅可用。”這些“精麗”與“精雅”的要求,我們從明式家具挺拔的細條與秀麗的體態,以及它那無一顯露斧斤之拙的嚴密卯榫結構中,都能明顯看到。這“精麗”之中,包含了明代家具工匠的精湛技藝與文人審美情趣的緊密結合。當我們細細體味那一件件文人與工匠渾成的珍品時,明顯嗅到那陣陣瀟灑清秀的書卷氣。文人的審美情趣作用于明式家具是不乏其例的。
二、文人詩畫墨寶與家具的結合
明代以前的家具,基本上只是生活用具(商周時作為等級象征的禮器、祭器除外),而到了明代,家具在具有使用價值的同時,更增強了觀賞價值。這種情況不僅僅是明式家具本身的造型、線條、用材、裝飾等渾然一體的質樸典雅之美,更有文人將書畫藝術嵌入家具之中的一份功績。家具上刻繪當代文化名人的詩畫墨寶,可說是家具里的珍中之珍了。這些文人的書畫與家具的合作,提高了家具的觀賞水平,增強了家具的藝術價值?梢哉f,歷來都“重文輕技”的文化史,至明代便有了這稍微的改變。
由于歷史的、科技水平的種種原因,現在能留存的實物是較少的。但從文獻資料和私人收藏中仍可查到一些蹤跡,在《清儀閣雜詠》中就記載了兩件家具,一件是“天籟閣書案”,乃是項元汴的家藏,上有項氏兩方印。原文是:“天籟閣書案,高二尺二寸三分,縱一尺九寸,橫兩尺八寸六分,文木為心,梨木為邊,右二印日項,日墨林山人,左一印日項元汴字子京。”項元汴是明代的書畫家、收藏家,精于鑒賞。其所藏法書名畫極一時之盛,曾著有《蕉窗九錄》,刊有《天籟閣帖》。
在《清儀閣雜詠》中還記載了一把椅子,原文是:“周公瑕坐具,紫檀木,通高三尺二寸,縱一尺三寸,橫一尺五寸八分,倚板鐫:無事此靜坐,一日如兩日,若活七十年,便是百四十。戊辰冬日周天球書。印二,一日周公瑕氏,一日止園居士。”周天球也是明代的大書法家,菩寫蘭草,尤善大小篆古隸行楷,一時豐碑大皆出其手。這樣一位大家在一把椅背板上揮毫抒懷,可見他對這把椅子是何等鐘愛,也可知這把椅子的價值,早已不只是一把坐具了。
在現存的珍品中,還有祝枝山、文徵明兩位名家書寫詩文于椅背上的兩把官帽椅。一把在條板上鐫有王羲之《蘭亭集序》的一段文字,從“是日也,天朗氣清,惠風和暢”直到“暫得于己,快然自足”約百字,落款為“丙戌十月望日書,枝山樵人祝允明”,下面兩方。阂辉蛔T拭饔,一曰希哲。另一把椅子的條板上文徵明書“有門無剝啄,松影參差,禽聲上下,煮苦茗之,弄筆窗間,隨大小作數十字,展所藏法帖筆跡畫卷縱觀之”40字,落款為“徵明”,下用兩方。阂辉晃拿饔,一曰衡山。
在這三把椅子背上作書的周天球、祝枝山、文徵明,皆是明代的文化名人。周天球是大書法家,祝枝山是大文學家兼書法家,文徵明乃是書畫家。祝、文與唐寅、徐禎卿在當時是有名的“吳中四子”或稱“吳中四才子”。這樣一些高級知識分子傾心于家具,將自己的書法刻于家具之上,視家具為抒懷的園地,以充清賞珍玩,可想這些家具有多么高的藝術價值!這些文化名人的書畫與家具相結合,對明式家具的風格形成對其藝術價值的提高,都起到了極大的影響與作用。
三、文人的所好所用對家具的影響作用
大批的文人論著告訴我們,文人的所好與所用,推動著家具的品種與形制等方面的發展。這些文人出于他們的特殊愛好和特殊的功能要求,設計與倡導了眾多的新巧家具,豐富了家具的品種和形制。如:“以置尊彝之屬”(《長物志》)的臺幾;“書室中香幾”(《遵生八箋》);“置熏爐、香合、書卷”(《遵生八箋》)的靠幾;“如畫上者”、“入清齋”(《遵生八箋》)的藤墩;“列爐焚香置瓶插花以供清賞”(《游具雅編》)的疊桌。在論及櫥時,《長物志》說:“藏書櫥須可容萬卷,愈闊愈古”,“小櫥……以置古銅玉小器為宜”。
對于床榻的使用要求更是不同一般了,《長物志》說到幾榻“坐臥依憑,無不便適,燕銜之暇,以之展經史,閱書畫,陳鼎彝,羅肴核,施枕,何施不可”!蹲裆斯{》里用藤竹所編的“欹床”,強調不要用太重的板材,要適于童子抬,床上置靠背,“如醉臥偃仰觀書并花下臥賞”。這是何等的消閑安逸,一副十足的雅士氣派!犊急P余事》里用木材和湘竹兩種材質制作的榻,“置于高齋,可作午睡,夢寐中如在瀟湘洞庭之野”!蹲裆斯{》中的“二宜床”就更不一般了,不僅設計精巧、冬夏兩用,而且“四時插花,人作花伴,清芬滿床,臥之神爽意快”,這又是何等悠然自得。更有撫琴高手設計了符合共鳴音響原理的琴臺與琴桌!堕L物志》說:“以河南鄭州所造古郭公磚,上有方勝及象眼花者,以作琴臺,取其中空發響……坐用胡床,兩手更便運動。”《格古要論》:“琴桌,桌面用郭公磚最佳……嘗見郭公磚灰白色,中空,面上有象眼花紋……此磚架琴撫之,有清聲泠泠可愛。”
以上可見,這些文人雅士,出于嗜愛古董珍玩之所好和琴棋書畫之所用,對于家具的品種、形制、用材以及特殊的功能等等,都作了深入的研究,無怪乎,明式家具的文人氣質當是名之有據了。